本文为作者授权转载卡利亚里队意外战胜对手，实力浮出水面，原文标题《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ICS-2012-A-02。
作者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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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政治
——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
文 | 周志强
1.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书中提出了一个颇值得人们思考、但是又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声音在现代政治中的独特意义和声音本身的意识形态内涵。阿达利把看起来只具有生理和心理意义的“声音”，变成了具有文化研究意义的声音。在这一副社会学的耳朵里面，卡利亚里队意外战胜对手，实力浮出水面我们能听到社会和历史轰轰隆隆发生变迁的状况，也能够感受到声音如何被巧妙改造修饰，最终成为当代社会里面一种“属于私人领地的公共生活”。
比起眼睛，耳朵无法关闭，也就更无法拒绝外来信息的植入——这就让声音天然具有霸权性质。在我小时候，广播喇叭安装到了家家户户的墙上，每天早上6点准时唱出《东方红》，用这种感恩的曲调，唤醒共和国全体人们的早晨。去性别化的声音，同时也是拒绝个人处理自己的私人生活的政治权威的象征。阿达利关注声音和权力之间的奇妙关系，让我们领悟声音的控制与塑造背后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声音总是冒充自然和天籁，仿佛是自己在巧妙发生，但是，阿达利却执着地告诉我们，声音的塑造是如此“别有用心”，以至于它是通过差别化的方式，让人们把一种声音看作是“噪音”，而把另一种“噪音”看作是有秩序的音乐。
显然，“声音”具有更强大的暗示启迪作用：也许没有比声音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隐形的本领——如果我们看一部说教体的电影会产生的巨大的反感，但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的旋律，却可以藏身到各种声音中顽强地进入我们的耳朵；同时，声音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可以摆脱政治的内核的东西，“伟大的音乐”总是可以直入心灵，抵达人类的“情感本质”。在这里，声音的政治性，就在于其总是可以天然地隐藏这种政治性。
阿达利让一切坚信音乐是纯粹的美的学者变得面如土色：“今天所谓的音乐常常不过是权力的独白的伪装”（P8）。如果我们总是在电影中听到性感绵软的声音播报“国军”的消息，而高亢明亮的声音播放“解放军”的消息，那么，“高亢明亮”就成为政治正确性的象征；相应地，当“高亢明亮”被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的政治感也就暗中被左右了。
在这里，声音的生产，也就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化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之相应，声音的背叛，也就变成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文化力量较量的形式；而声音与政治的剥离，也可以理解为特定历史时期娱乐政治的成果之一。这充分体现在音乐的声音对噪音的压抑和控制上。
阿达利把音乐声音的变迁，看作是历史变迁的后果。古代音乐脱身于神秘的仪式活动中，旨在唤起人们的迷狂；14世纪以来的音乐，则体现出弦乐的泛滥与宫廷谱曲的兴盛，表达了贵族塑造圣乐的冲动；而中产阶级的出现，则令“和音”成为新的声音的秩序规范；由此，现代音乐对噪音的克服，就包含了现代理性、科学战胜混乱和宗教的元素。阿达利勾画了这样一幅声音政治经济变迁的图谱：
半音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被接受，与商人阶级的扩张正好同时，不会是偶然的；在20世纪的大震动与战争爆发之前，在社会的噪音揭竿而起之前，鲁梭罗（Luigi Russolo）写了他的《噪音的艺术》（Art Dei Runmori），而同时噪音进入了音乐，就像工业进入绘画一样，这一切也就不会仅是巧合……工业大飞跃之际，管弦乐团开始被无节制、大量地使用；禁忌消逝了，音乐工业的兴起将人欲导向商品，甚至到了讽刺滑稽的地步；摇滚乐、灵魂音乐和年轻人的反叛共同兴起；却又在年轻人被轻音乐生产方式收编时消散；或者最后，获准在财产国有制国家内生产的严谨而压抑的音乐模式，直接指定“社会主义”（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的话）为资本主义的继起者，这种方式不论在把人规范化或在对纯净、单一的完美的追求上，都比较有效和系统化些。（P11）
在这里，特定的社会形式与特定的音乐声音勾连在了一起，技术科学、信息传播与社会政治如同灵验的咒语，把不同声贝、器乐和嗓音组织在一起，构造耳朵的倾听与心灵的顺从，也塑造声音本身所具备的政治力量。
按照阿达利的逻辑，声音就像是社会内部各种力量运转变化的“预言”，可以从声音中倾听社会转变时刻的轰轰雷鸣。他说：“每一次社会的重大断裂来到之前，音乐的符码、聆听模式和有关的经济模式都先经历了重大的变动”（P10）。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生，按照阿达利的方式来说，正是音乐对噪音的政治重组。从邓丽君到李谷一，声音的内部充满了较量与对峙，也隐含着妥协和承认，而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声音被重新整合，音乐再次压抑其他噪音而显示崭新的魅力。
贾克·阿达利
2.
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活动。在没有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的时代，组织者收到了25万封热情的群众来信，评选出了共和国第一代“流行歌曲排行榜”。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引发了巨大争议。相对而言，“15首”中，这首歌最有危险性。《祝酒歌》里面是社会主义的积极向上的欢快情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颂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再见吧，妈妈》是英雄的歌唱；《泉水叮咚》优美单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赞美战士的品德；《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虽然是爱情歌曲，却是要把爱情转化成为时代献身的健康情感……而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虽然歌词唱出的是“阶级仇”，但是，它的旋律、曲调和唱法，即它的声音却背叛了它的内容。在这里，阿达利所讲述的声音的政治浮出水面：李谷一用极其深情凄婉的声音处理了“兄妹之情”，从而让人们体验的不再是亲兄妹的阶级仇恨，而是情哥哥与情妹妹的缠绵思念。
在这里，中国流行音乐的复兴，乃是“性”的声音代替“无性”的声音的过程。高音喇叭和集体合唱的声音代表了无差别化的生活，同时也表征国家权威的集体主义诉求；而邓丽君的悱恻与李谷一的缱绻，却构造了后革命时代欲望与情感的符码。宛如在耳边的亲切且极具呼吸感的私语，荡漾着一个时代的舟船慢慢摇橹划向历史的海洋。弱声、气声和电子器乐声音的泛滥，成了这个时代“情感现代性”的标志。正如迪斯科与样板戏的对立显示了两种文化力量之间的矛盾，声音正在重整80年代的生活范式。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在声音的交织中纠缠撕咬并最终分裂。
唯美主义最终打败了泛政治主义，无论是张明敏还是费翔，都在助长磁性（性感）声音对私人生活和个人欲望的召唤。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罗大佑和崔健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唢呐、古筝、小号和电贝司创造了一种反叛唯美主义耳朵的精神。“噪音”代替了邓丽君的“丽声”，崔健这些人似乎相信，只有嘶喊和吼叫，才能表达真实的情感，也只有噪音的音乐，才能拯救衰弱无力、虚伪矫情的文化。现场感的声音被制造出来的工业化的噪音淹没，人们在摇滚乐声音的狂欢里，吼叫着对未来的担忧和对政治的不满。
显然，从邓丽君无意为之的喁喁私语到崔健刻意构造的噪音反叛，20世纪流行音乐的声音内部充满了道德对抗的能量和意义拼杀的冲动。人们用“温婉的声音”告别了国家主义的政治，再用“暴躁的声音”表达崭新的政治欲望。在这个激情四溢的年代里，声音的政治如同它所处的历史，焦躁不安又奋然前行。
20世纪90年代初，怀旧的校园民谣和真挚的李宗盛歌谣，让中国流行音乐逐渐走向世俗化政治的时段。吉他开始逐渐代替电贝司，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塑造出不同于电子合成器的壮观，而对低音的迷恋里面，则隐含了消费社会里纯粹声音欲望的诞生。“发烧友”让声音政治逐渐变成商品拜物教，声音第一次以毫无政治内涵的方式呈现出其娱乐政治的功能。
于是，一种阿达利没有注意到的现象诞生了：在商品逻辑和资本体制的推动下，“声音”开始变成一种“纯粹的能指”，用千差万别来去差别化，用种种色彩斑斓的个性来塑造普遍的无个性，正是这种特定的抽象的声音，才如此丰富多样灿烂多姿，而又如此空洞无物、苍白单调。
显然，一旦声音被抽空了其内在的政治内涵，也就变成了一种抹平个性、去除差异而拒绝承认阶层矛盾和经济差别的声音。如同周杰伦的专辑《惊叹号》所显示的，尽管其中不乏重型摇滚的劲头、进行曲的弦乐和狼烟般的鼓声，同样呈现周杰伦所代表的今天这个时代声音的空洞：歌曲的唱风充满表意的冲动，声音的内涵却昏暗不明；到处是喊叫的姿态，却没有可以值得喊叫的情感。
这正是对今年家喻户晓、大获成功的“中国好声音”的绝妙阐释：多体混杂的乐风，日益像是欲望胀满的摇滚；而杂耍一样的幽默感与“发烧友”式的High歌，又注定“中国好声音”是一个失去了国家隐喻和文化内涵的符号。摇滚的嘶喊、Rap的琐碎、Gospel的宁静甚至Black Metal的粗暴……任何音乐都可以成为21世纪流行音乐工艺化的唯美元素。除了听不到肉嗓真声，今天的音乐可以把任何对音乐的背叛都当做耳朵的浪漫消费品，可以把任何噪音的现场都变成张爱玲所说的那种精美的怨怼。“中国好声音”不过是这种唯美主义耳朵所推崇的一种“精致的重复”。
不妨说，“中国好声音”也就显示了阿达利意义上的声音政治的特殊形式：当人们欣赏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崭新唱法，并惊叹于这种歌唱者令人震撼的唱功的时候，“声音”就变得如此富有魅力，以至于其“纯粹的诗性”可以脱离其特定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功能，变成单纯的耳朵旅程。“变调”与“个性化处理”，令“中国好声音”似乎在彰显“草根歌手”的权力与多元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胜利；但是，人们却不愿意看到或者没有能力看到，“草根”和“多元”，恰恰是声音政治的一种新形式：“复杂多样”的自我和声音，乃是声音造就混盲的服从感与迷醉幻觉的单纯形式——没有比这种纯粹的声音所提供的解脱感更令人觉得“解放”。“歌唱的自由”被“自由地歌唱”所代替，陷入多彩的声音里面，忘却单调的生存，这乃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多元”声音的特定政治效果。
阿达利的著作已经出版了四十多年，而就今天中国社会特殊经济和文化体制的状况来看，这本书提出的命题，依旧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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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 音乐的政治经济学》
[法]贾克·阿达利 著
宋素凤 翁桂堂 译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9月
ISBN：9787564922900
定价：52.00元
内容简介
我们要如何走，才能穿透深幽的噪音之林找到历史呈现的真相卡利亚里队意外战胜对手，实力浮出水面？我们如何才能了解到经济如何造就音乐，而音乐又预示着什么经济？音乐深印在噪音与沉寂之间，以及它所揭示的社会符码的空间里。音乐的每个符号都根植于它所属的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科技中，同时也制造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科技。如果依照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承继，来观照音乐符码的发展，是似是而非的，那是因为时间穿越音乐，而音乐又赋予时间意义。
我们要建构的更像是一张地图，一种社会与其音乐间互相干涉与依存的架构。
本书试图找出音乐家与生产、交换与欲望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实用价值逐渐沉落为交换、再现沦为重复的过程；以及现今音乐里，对一个可能的新的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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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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